上海化工系統的紅色歷史
- 作者： 商標實時新聞 發布時間：2024-01-12 18:03:54
- 摘要
（一）國貨精梁：與外商一較高下的民族化工業化學工業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上海是中國化學工業的發祥地。但在晚清民國之際，大到橡膠輪胎，小至肥皂牙膏，全部都是洋貨舶來品的天下。為了挽回利權，一批有識
（一）國貨精梁：與外商一較高下的民族化工業
化學工業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上海是中國化學工業的發祥地。但在晚清民國之際，大到橡膠輪胎，小至肥皂牙膏，全部都是洋貨舶來品的天下。為了挽回利權，一批有識之士初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為民族化工產品創出一條路來。
一生致力于開發國貨的方液仙，早年就讀于上海中西書院，后在江南制造局附設兵工學堂跟隨德籍化驗師竇伯烈學習化學，同學中還有后來著名的味精大王吳蘊初。1912年，方液仙用一萬元資金創辦了中國化學工業社，生產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化學品。1915年，中國化學工業社擴大規模，開始試產三星牌蚊香、皮鞋油。五四運動之后，民族意識日益覺醒，提倡國貨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方液仙每推出一個新產品都是在同洋貨的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的。
三星牌牙膏是在三星牌牙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時，世界市場上牙膏正在替代牙粉，方液仙決定以美國絲帶牌牙膏為趕超對象。1923年，三星牙膏問世，每支售價二角，比七角一支的絲帶牌牙膏便宜得多，十分暢銷。牙膏利潤雖然較低，卻是家家必備的日用品，產量高，資金周轉快，一直是中國化學工業社的主打產品。至于三星蚊香，方液仙將目標瞄準了日本野豬牌蚊香。蚊香的關鍵配料是除蟲菊，當時中國還沒有引進種植，而且制造盤香的技術也沒有過關。因此，方液仙派人到日本的蚊香廠學習，掌握了機制蚊香的技術，終于試制成功三星牌機制盤香。三星蚊香自問世后，銷售量逐年提升，1925年五卅運動，日貨進一步受到抵制，野豬牌蚊香終于絕跡于中國市場。方液仙還引進了除蟲菊的種子，在上海及江浙兩省推廣種植，保證了蚊香原料的供應。三星牌調味粉的生產也是中國化學工業社的強項。1922年，吳蘊初試制味精成功，方液仙原擬投資合作，但未能成功。于是他自行試驗也獲得成功，只是在質量上稍有遜色。中華化學工業社正牌產品“觀音粉”銷路較差，而副牌產品“味生”由于售價便宜，主銷餐館飯店，很受歡迎。經過努力，方液仙的調味粉、吳蘊初的味精，以及天一味母廠的味母等國貨產品，終于將日本“味之素”擠出了中國市場。1938年，中華工業社“剪刀牌”肥皂投產，由于脂肪酸含量高達50%以上，質量遠超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祥茂”肥皂。然而，“剪刀”曾是英商棄之不用的注冊商標，為規避商業侵權之嫌，方液仙索性把“剪刀牌”改為“箭刀牌”。這樣一來，中國化學工業社的四大產品蚊香、牙膏、調味粉和肥皂終于全部成功打入市場。方液仙成了日用化學品領域國貨產品最有力的倡導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尊敬。
1908年，德商在徐家匯肇嘉浜南岸創設固本肥皂廠，是頗具規模的機械化制皂企業。1921年，五洲大藥房總經理項松茂斥資買下固本肥皂廠，改名五洲固本皂藥廠。成為民族企業之后，五洲固本廠開始生產家庭日常洗衣所用的肥皂。1922年，“固本”牌洗衣皂榮膺農商部最優等特獎。此時，國際制皂業巨頭英商利華兄弟公司于1923年2月在楊樹浦開設中國肥皂公司，生產“祥茂”牌洗衣皂。工廠竣工之際，英商特意邀請項松茂前往參觀，提出愿以巨資購并五洲皂藥廠及“固本”商標。當項松茂拒絕英商要求后，他們發出威脅：“中國肥皂公司家大業大，只要用甘油項下的收益，就足以把祥茂肥皂免費送給用戶而無損于繼續發展。”言下之意，就是要用壓價競銷的辦法來壓垮固本皂藥廠。
其實，“祥茂”肥皂是一種低級洗衣皂，只是我國當時制皂工藝比較落后，所以在中國市場上還能暢銷。商品競爭最重要的是質量，項松茂看準了“祥茂”的軟肋，大力改進制皂工藝，“固本”肥皂不僅水分含量低，而且表面結實，顏色純一，去污力強，泡沫豐富，經久耐用。《化學世界》雜志專門發表了一篇《國貨肥皂與外貨的優劣觀》的文章，對兩種肥皂的成分進行分析，將兩者優缺點公之于世。一些煙紙店的經銷商特地在柜臺上放置兩大碗清水，各放一塊“固本”肥皂和“祥茂”肥皂，讓顧客自行比較。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孰優孰劣一目了然。這種實物對比的方法起到了一般廣告所不能起的作用，“固本”肥皂終于確立了名牌的地位。1931年，“固本”肥皂日產量已接近2000箱，各種香皂和藥皂超過100多種，成為名副其實的制皂業領頭企業。
1926年，旅日僑商余芝卿斥資8萬兩白銀，與薛福基、吳哲生共同籌建大中華橡膠廠。1928年10月30日，位于肇嘉浜北岸徐家匯路1102號的大中華橡膠廠正式投產，日產橡膠套鞋近1000雙。由于該廠生產的“雙錢”牌套鞋質地優良，第一年即贏利20萬元。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又相繼開辦大中華橡膠二廠、三廠和四廠，1933年12月改組為大中華橡膠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至1937年全面抗戰前夕，全廠職工有2860人，資本總額300萬元，占全國同行業的四分之一，產值占三分之一。
當時，上海馬路上行駛的各種汽車，有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德國的，全部是進口貨。就連汽車輪胎，中國工廠還不能生產，充斥市場的是英國鄧祿普的“老人頭”牌、美國的“固特異”和“固特立奇”牌、法國的“美趣”和“米其林”牌、日本的“BS”等品牌。盡管大中華橡膠廠是以膠鞋起家的，但余芝卿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橡膠輪胎，決定為中國將來的汽車工業打下基礎。1932年，大中華橡膠廠開始籌備生產汽車輪胎，并專門撥款20萬元。為了學習先進的工藝技術，薛福基親赴日本，委托一家鐵工廠設計圖紙，并制造出全部的生產設備。機器裝運回國以后，經過半年多的艱難試制，“雙錢”牌輪胎于1934年10月成功投入生產。盡管日產量只有七八條，品種也只有兩種，但“雙錢”輪胎一經問世即深受市場歡迎。1935年，中華橡膠廠出產的“雙錢”牌輪胎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國貨展覽會”展出，獲特等獎。
“雙錢”牌輪胎的試制成功和投產打破了西方國家在輪胎制造和銷售上的壟斷。為此，英國鄧祿普公司采取跌價傾銷的手法，妄圖一舉壓垮大中華橡膠廠的“雙錢”牌輪胎。大中華橡膠廠在改進輪胎質量的同時，銷售上也采取了靈活的措施。最后，“老人頭”牌人力車輪胎每副跌到4元，“雙錢”牌每副只賣3.2元，包用期也延長到10個月，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吸引顧客。幾個回合下來，“雙錢”牌人力車輪胎終于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一計不成，再施一計。鄧祿普公司以“雙錢”牌輪胎的金錠花紋與“老人頭”牌輪胎的梅花花紋相似為借口，向國民政府商標局提出訴訟。其實，輪胎花紋圖案僅為適合行駛條件而設計，并不具備商標的要件。而軟弱無能的中國政府迫于壓力，竟然判令大中華橡膠廠停止生產“雙錢”牌輪胎。大中華橡膠廠不得不屢次修改輪胎花紋模具，但還是遭到鄧祿普公司的蠻橫攻擊。被逼無奈之下，大中華橡膠廠聘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著名會計師潘序倫向國民政府實業部申訴，甚至直接上訴行政院，結果還是遭到無理駁回。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上海、南京相繼淪陷，這樁匪夷所思的“商標侵權案”一時無人追究，事情才不了了之。
（二）民族氣節：為國犧牲的化工企業家
成長生活于危亡年代的民族企業家，大多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與社會責任感，自覺將個人和企業前途與國家命運結合起來。在致力于實業救國實踐的同時，積極參與國貨運動和其他反帝愛國斗爭。早在1912年，上海最早的國貨團體中華國貨維持會成立后不久，項松茂就加入其中，并成為骨干分子。1927年，他與三友實業社沈九成等發起成立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國貨團體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長期擔任該會常委。從1920年起，項松茂一直是公共租界華人納稅會理事。他利用這一身份，積極為國人爭取各項權利，推動華人參政運動。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殘殺我同胞，一手炮制了萬寶山慘案。項松茂與上海各界人士發起成立反日援僑會，大力開展抵制日貨活動。“九一八”事變后，項松茂就任上海抗日救國委員會委員，并將五洲固本皂藥廠全體職工編組成義勇軍第一營，分發制服，自任營長。聘請交通大學軍事教官，每天在青云路空地上操練一個小時。9月23日，五洲大藥房從總經理到工友全體職工，捐獻一天工資，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項松茂接受生產軍用藥品的任務。1月29日，日軍闖入五洲大藥房第二支店，搜出義勇軍軍服，當即抓走11名員工。項松茂聞訊后，于第二日毅然前往日軍司令部，營救被捕藥房員工，不幸被日軍劫持。他在獄中嚴詞斥責日本軍國主義者殺我同胞，奪我國土的罪行。臨危不屈，大義凜然，表現出中國人的骨氣。1月31日清晨，項松茂被秘密殺害于日本軍營，時年52歲。項松茂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深入敵穴，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2月1日，《時報》以大字標題首先報道了“項松茂失蹤”的消息。2月5日，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致函工部局，要求查找項松茂下落。當項松茂不幸遇害的消息傳出后，舉國震驚。《新華周報》發表悼念社論，杜重遠等也撰文追悼。國民政府褒揚他“抗戰不屈，死事甚烈”，蔣介石題詞“精神不死”。在為項松茂舉行公葬的祭文中，有這么一段話：“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貨，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險，可以不死；對敵酋長跽乞憐，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項君竟以抗日，拒貨，救人，冒險，不辱，不屈，死矣!”為了永遠銘記項松茂殉難日，固本皂藥廠和五洲大藥房在廠徽、店徽上加刻“131”字樣，并把新試制的牙膏也用“131”作為注冊商標，以紀念這位愛國企業家、民族化工業的先驅。
為了學習化工技術，大中華橡膠廠創始人、總經理薛福基一度長駐日本，亦時常往來與中日兩地，結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但他滿懷愛國熱忱，愛憎分明，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徑切齒痛恨，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就在大中華橡膠廠著手拓展新的發展路徑之時，“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略中國。薛福基一面號召大中華橡膠廠廣大職工加緊生產，為杭州筧橋空軍學校制造飛機輪胎，一面協同天廚味精廠吳蘊初、康元制罐廠項康元等人共同研制防毒面具。這期間，他還親自動手編寫關于輪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講義，為國防部輜重兵學校的學員講課。大中華橡膠廠主要生產飛機、汽車輪胎和軍用膠鞋，涉及軍品。戰端一開，上海、南京形勢危急，這些重要的化工企業決不能留滬資敵。因此，薛福基響應政府號召，動員工廠全體員工做好準備，積極進行軍事體能訓練，開始籌劃工廠內遷事宜。8月14日，淞滬抗戰爆發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車從公司總部去工廠。當他的座車駛經大世界游樂場門口，適逢中日兩軍在上海上空發生激戰，一顆炸彈落下爆炸。薛福基被彈片擊傷后腦，經中西醫多方搶救無效，于8月31日逝世，時年44歲。英年早殤，赍志而歿，令人扼腕痛惜。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方液仙大力支持十九路軍，在中國化學工業社廠區興辦傷兵醫院。當年9月，“九一八”事變周年紀念日，方液仙聯合華生電器廠、美亞織綢廠、五和織造廠等民族企業，在南京路舉辦“九廠國貨臨時聯合商場”。1933年1月，在南京路慈淑大樓投資設立中國國貨公司，方液仙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37年5月，又聯合吳蘊初、吳鼎昌、蔡聲白等人創辦中國國貨聯營公司，先后在南京、寧波、漢口等10余處設立分支機構，形成國貨聯銷網絡，繼續抵制日貨，贏得國人普遍的贊許與尊重。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方液仙義無反顧，再次出資在膠州路中國跑狗場創辦了一所規模更大的傷兵醫院。聘請著名外科專家倪葆春教授主持其事，還聘請了不少醫生和護士一起救治傷兵，同時抽調一部分員工專門負責從前線運送傷兵和其他聯絡工作。這一時期，上海一些工商業者，在中共地下組織的的領導下成立群眾性愛國進步團體“益友社”，以保持相互之間的聯系，互通信息。方液仙積極支持，欣然出任名譽理事，為該社活動提供了諸多便利。
1937年11月上海華界淪陷后，為了保護民族產業，方液仙向美國政府申請注冊，將中國化學工業社改為美商美聯實業公司，增補美國人為董事，下屬工廠均懸掛美國國旗，以此來應對日偽方面的刁難。同時，他毫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繼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這一切自然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極端仇視。1939年，汪精衛叛國投敵，積極籌建偽政權，竭力想拉攏商界領袖方液仙。為此，方家鎮海同鄉、時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前來游說，許以實業部長一職，希望方液仙能與日偽方面合作。方液仙當即婉言拒絕，表示自己只會經商，不懂政治，并勸告傅筱庵：“不要與日本人同流合污，不要當漢奸，當漢奸絕無好下場，要遺臭萬年！”
利誘不成，進而恫嚇，方液仙經常收到匿名恐嚇信。家人非常擔憂，勸他出國去暫避風頭。1940年7月24日的晚上，方液仙突然接到一個所謂熟人的電話，約他次日在國際飯店見面談筆生意。第二天清晨，汽車剛駛出方宅大門,就遭到了4名匪徒的劫持。在激戰中，保鏢陳甫生中彈身亡，方液仙也受了槍傷。方宅的幾個仆人以及租界安南巡捕聞聲趕來，匪徒情急之下將方液仙架上預先停在路旁的車子，疾馳而去。起初方家以為只是普通的綁票案，四處托人設法營救，準備用巨款將方液仙贖回，但一直杳無音信。后來才知道，綁匪頭目叫顧寶林，是汪偽76號特工總部特務吳四寶手下的得力干將。顯然，這是一起精心策劃的政治綁架案，那個神秘的電話原本就是一個騙局。被綁架后，方液仙遭到了日偽特務的連夜審訊。本已重傷在身的他，又經受如此折磨，頓時奄奄一息。幾天后，這位忠貞愛國、堅決不與日偽合作的民族企業家，含恨停止了呼吸，年僅47歲。
（三）滬東化委：黨領導下的化工系統工人運動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地區中共地下組織整合為工人運動委員會、職業界運動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教育界運動委員會、文化界運動委員會、警察工作委員會、近郊區工作委員會等市委直屬機構。其中，工人運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是全市各產業工人中黨的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領導。
上海是中國化學工業的發祥地，但在經濟門類中，化學工業起步較晚。鴉片戰爭后，洋務運動興起，清政府在上海開辦近代軍事工業。1865年，江南制造總局成立，生產槍炮、火藥，并自制無煙火藥的基本原料硫酸、硝酸以及硝化棉、雷電汞等化學品。1874年，英國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開辦了一家精煉金銀用酸的工廠，后改為鉛室法制造硫酸的江蘇藥水廠，它是中國化學工業中第一家外商企業。到了民國以后，民族化工企業相繼成立，打破了外商資本獨占化工市場的局面。抗戰前夕，不包含新藥制造業，上海民族化工企業已有90余家，另有外商企業5家。盡管在企業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但從規模和產量而言，民族化工業絕大多數是一些作坊式的小廠。
位于徐家匯的大中華橡膠廠、五洲固本皂藥廠，滬西蘇州河南岸的天原化工廠，滬東楊樹浦的正泰橡膠廠等民族企業，規模較大，職工眾多，有些工廠秘密成立了中共地下組織。1932年底，上海交通大學中共地下支書馮伯良到大中華橡膠廠進行建黨工作。1933年上半年，大中華橡膠廠建立黨支部，屬中共徐匯區工委領導。后因叛徒告密，連續兩任支部書記被捕，支部與上級聯系中斷。193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市地下組織派抗日協會王大中到大中華橡廠重新開辟黨的工作，一大批接受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工人積極分子相繼被發展入黨。1940年初，大中華橡膠廠、美亞九廠、金城工藝社三個單位成立中共聯合支部，支部書記由大中華橡膠廠職工邱新培擔任。1941年初，大中華橡膠廠中共支部再次建立，書記邱新培，支委薛福生、夏發法、薛菊秀。1942年2月，邱新培、薛福生、夏發法遭日軍憲兵隊逮捕，壯烈犧牲，大中華橡膠廠中共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淞滬戰役，上海化工企業遭到嚴重破壞。上海淪陷后，為了戰爭的需要，日軍還乘機扶植興建了一批與軍事相關的化工廠，這些企業相對集中在滬東工業區。1945年8月抗戰勝利，根據《上海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相關規定，敵偽化工產業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和經濟部接收。戰前內遷的部分工廠，以及外地一些企業，陸續遷來上海，化學工業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中共上海市委工人運動委員會于1945年10月底決定建立中共滬東化工委員會，簡稱滬東化委，書記王國榮，委員徐薏君、楊煜珍等。但無論是行業規模還是從業人數，化學工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遠低于紡織、面粉、機械、五金、航運、鐵路、市政、公用等支柱型行業。因此，滬東化委主要領導滬東楊樹浦一帶醫藥、玻璃、橡膠、制皂、卷煙等工廠黨的組織。1946年下半年,化工委員會一度停止工作。1947年下半年，重建滬東化工委員會，書記汪金濤，委員蔡惠民、陳敬筱，1948年又增補陳復初為委員。重建后的滬東化委，主要領導科發藥廠、中國肥皂公司、中華煙廠一廠、二廠、正泰橡膠廠、中央化工廠、中央玻璃廠、虹鎮拷鏟油漆隊等單位的中共地下組織。1948年10月，隸屬于大中華橡膠廠的上海大安利記橡膠廠建立中共地下支部，支部書記丁月仙，支委蔡雪芳、鄭振清。支部屬中共滬東區化學工作委員會蔡慧民領導，1949年1月劃入中共榆林區委，由中共橡膠混合支部朱錫元領導。1949年2月，中共上海滬東區工委所屬正泰橡膠廠建立中共地下支部，書記張志翔，支委張有生、殷阿章。除了大中華橡膠廠黨組織和滬東化委之外，抗戰之后幾家規模較大的橡膠廠，如義生橡膠廠、永和橡膠廠等也相繼建立起中共地下組織。
從事化工行業的工人，對于技術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薪酬收入相對較高。與紡織、運輸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比，化工行業舉行罷工等激進活動較少。但化工系統廣大職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從自發走向自覺，不僅為爭取自身利益與資本家斗爭，而且為了民族的解放，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多次取得重大勝利。
1939年6月，大中華橡膠廠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正式成立工會。1940年11月，該廠工會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十三條”，遭到廠方拒絕，中共地下組織決定開展罷工斗爭。12月3日，全廠2000多工人舉行集會，成立有邱新培、夏發法、薛菊秀等地下黨員參加的9人罷工指揮部，進行了為期13天的大罷工。指揮部以車間為單位，將罷工工人編成班、排、連等組織，并組建以積極分子為主的糾察隊以防敵人破壞，顯示出工人階級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罷工期間，大中華橡膠廠的工人們還得到了附近工廠工人弟兄的有力支援。中國唱片廠、五洲固本肥皂廠和申新六廠等企業工人，熱情地送來面包等食品。在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英勇斗爭下，資本家于12月6日與工人代表簽訂了“勞資信守協定”，全部答應工人所提出的十三項要求，罷工勝利結束。經過這次罷工斗爭，教育和鍛煉了廣大工人，并培養了一大批工運積極分子，其中有的被吸收為共產黨黨員。1941年2月17日，大中華橡膠廠資本家以“工作時間隨意停工，影響生產和蓄意搗亂秩序，存心破壞廠規”為借口，把組織罷工的中共地下支部書記邱新培、支委薛菊秀開除出廠。離廠后，邱、薛兩人在徐家匯同仁街52號創辦工人消費合作社，以做買賣為掩護，繼續開展地下斗爭。該合作社后來成為中共地下組織的一個交通站。
1946年1月中旬，美商上海電力公司借口裁員，宣布將一批工人積極分子開除出廠。為此，引發了上電公司聲勢浩大的“九日八夜”大罷工。其他各業工會，紛紛起來響應，慰問聲援，給國民黨當局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于是，上海市社會局一手炮制了轟動全市的“索夫團事件”。當時正值春節，上海三星牙膏廠女工要求發年終獎，社會局局長吳開先來到廠里調節勞資糾紛。他假裝站在工人這一邊，不僅承諾發放年獎，還讓廠方增加工人工資。第二天，吳開先對三星廠女工說：“現在快吃年夜飯了，另外有家廠的工人不聽我的話，我擔保解決問題叫他們復工，可是他們不相信，請你們一起去幫我講講。”接著，外面開來了兩部卡車，把不明真相的女工被連哄帶騙地弄上了車。卡車開到楊樹浦發電廠門口，國民黨特務就把預先寫好“索夫團”三個大字的旗幟亮出來，強迫女工們高喊：“某某某是我的丈夫，趕快回家吃年夜飯去！”在一片呼喊聲中，混在女工中的特務沖進工廠，抓了十幾名工人領袖，又把罷工工人強行驅逐。顯然，這是上海市社會局破壞上電公司大罷工的一項陰謀，史稱“索夫團事件”。事后，有一名參加“索夫團”的三星牙膏廠女工把經過情況詳詳細細地寫了出來，由滬東化委交給上海市委工委。這封信刊登在了《生活知識》期刊上，將國民黨特務的陰謀和丑行徹底暴露在了上海工人面前。“索夫團事件”被揭露后，上電2000多名工人去社會局請愿。包括上海電力公司在內的法商電車電燈公司、英商電車公司、上海電話公司、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煤氣公司六大公用事業工會聯誼會發表聲明，堅決支持上電工人的罷工斗爭。
1948年冬，國民黨政權面臨崩潰，物價暴漲，工人生活苦不堪言。正泰橡膠廠中共地下組織根據當時物價情況，決定向廠方提出每人每月增加五斗米津貼的要求。但資本家借口工廠虧本拒絕增加津貼，還通過偽工會從中壓制。中共地下組織決定進行罷工斗爭，迫使資本家答應工人們增加津貼的合理要求。正式職工生活困苦要求加薪，而正泰橡膠廠的臨時工受資本家和包工頭的雙重剝削，連最低生活也難以維持。于是，從1948年上半年開始，中共地下組織指派共產黨員張有生在臨時工中開展工作，經過與資方和上海市社會局多次的反復斗爭，正泰橡膠廠于1949年3月同意270多名臨時工全部轉為長工。這是化工系統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工人運動所取得的又一次勝利。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安利記橡膠廠工人在該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組成一支有100多人參加的護廠保安隊，日夜警衛，防止機器設備遭受破壞，并在地下共產黨員鄭振清帶領下上街維持社會秩序。正泰橡膠廠地下黨支部組織一支250多人的護廠保安隊，積極參加保衛工廠的斗爭。5月25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滬東地區時，包括大安橡膠廠、正泰橡膠廠職工在內的保安隊員們，手拿鐵棍、木棒或日常勞動工具，走上街頭維持秩序，并配合解放軍打擊國民黨殘匪，為上海經濟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此之前，為適應上海面臨解放的新形勢，中共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于1949年1月將地下黨的組織形式從原來按系統垂直領導改為基本按地區分塊領導。2月，滬東化工委員會結束歷史使命，所屬黨組織統一由中共滬東區委領導。
如今，在楊浦區臨青路136弄5號，還留有一處當年中共滬東化工委員會聯絡點的舊址。1945年10月，滬東化工委員會成立，聯絡點位于黃興路中王家宅37號。1947年下半年，滬東化工委員會重建，聯絡點設在臨青路臨青坊5號。黃興路中王家宅37號，解放后改為194號，該聯絡點早已在市政建設的過程中被拆除。而臨青坊，解放后成為臨青路136弄，該弄5號滬東化委聯絡點舊址，占地面積80平方米，現為普通居民住宅。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